刺桐红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可这又要看读什么史、怎么读史了。生活中倒是可以经常看到读史读得茫然不知所从、读史读得自以为真理在手、读史读得重蹈覆辙的情形，可见读史是否能达到“明智”的效果，还是有待商榷的。现在已不乏各种大部头史籍，还有那一版再版的“大话”与“品读”，而笔者只愿在这或冷寂、或热闹的大背景之下，翻翻属于自己的史书，抛开宏大的叙事，记下那曾经拨动我心弦的点滴。是为按语。

（一）一个人过去的历史

龚自珍，一个已经被近代史神化了的人物。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跟黄遵宪、林则徐、魏源等人一样，是跟“爱国”划得上等号的。至于他一生的经历，则少有提及，偶有为之立传者，也是竭力为之隐晦遮掩，刻画出一副忧国忧民之状，赚取赞声一片。

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不知道，不过我愿意提醒还有另一种“可能”。

龚自珍的外祖父是段玉裁，在北京创办宜南诗社，龚自珍便经常活跃其间，好发奇论，以标新立异引吸他人眼球，却常招林则徐痛批。林则徐是嘉庆、道光年间清誉极佳的官员，用蒋廷黻的话说，就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自然讨厌那些好发奇谈怪论之人，与龚自珍的关系并不如有些书上所宣扬的那样好。后来龚自珍在庙会上勾引蒙古王公夫人，不久便匆匆离京，于1839年到江浙一带，据说遭到王公派出的人追杀，不久便“暴毙”了。

龚自珍的儿子龚橙更是得其父“真传”，叛逆得可以，自号“半伦”也就罢了，整理父亲遗稿时还拿着竹竿敲老子的牌位，大骂其文章写得实在太臭——当然啦，遇到写得好的，就一边痛饮，一边笑道：只有我老子才能写得出这样的文章！高芾在《野史记》里还提到这人涉嫌给英法联军带路，不过也因老子的名气而被人“忽略”了。

神化一个人，就要从神化他的过去做起；同样地，搞臭一个人也要在他的过去找下手的地方。既然六十年代的党史可以从湖南一个叫湘潭的地方讲起，那么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自然也得追溯到童年了，要是能证明他们自生下来就带有“反革命”的基因更是再好不过。章诒和《伶人往事》里便提到许多人在清算“右派”时便是从搞臭他的历史开始，而“右派”们做检讨时也得把过去的各种全部交待，连小时候哪人家争过什么东西都要说得清清楚楚，好斗争到“灵魂深处”。返观今日，一个典型被树立起来之后，各种采访报道都在竭力告诉读者：这人从小就是这么优秀的。反之，则告诉你这小子打小的时候就显示出这方面的劣根性来了。这种事情在那些锒铛入狱的“廉政标兵”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不信的话，诸君可以去搜搜其人在位时和下台后各方对他的报道、宣传。这或许也可以叫“中国特色”吧。

（二）一部史书的不幸

我不知道，如果《朔方备乘》没有保留下来的话，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何秋涛这个名字？

这位福建人于1844年中进士，精通西北史地之学，交流甚广，记忆力惊人，“能举天下府州县名，数其四境所至”，与《蒙古游牧记》的作者张穆齐名。他于咸丰八年进献给皇帝的80卷本《北徼汇编》因成就突出而被赐名《朔方备乘》，而此时沙俄也在对中国的北疆虎视眈眈。可这么一部相当重要的史地书籍却命途多舛，先是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后又遭受宫火之厄（此版本为广东巡抚黄宗汉根据其遗稿重新整理撰写而成）。最后由其子重新整理，才得留至今，但已经无法恢复原初的模样了。

古人著书不易，誊抄尤难，加之乱世流离，能够给后人留下尚足一观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要是遇上像何秋涛这种没做过什么大官的作者，就更是被忽略的“首选”对象了。

（三）出口转内销的历史

近几年，世界遗产在中国越发热了起来，虽然也闹过火烧武当、水冲三孔、武陵源上修电梯、泰山之巅建宾馆这样的尴尬事，但高额的旅游收入还是让政府乐此不疲，甚至拒绝那些破坏严重的世界遗产进入濒危名单。但我在这里想说的却不是中国的世界遗产，而是柬埔寨的吴哥窟。之所以提到吴哥窟，是因为最早把这个人间奇迹写入史书的是个中国人，元代的周达观。但是很不幸的是，发现中国人写有这部历史的并非中国人，而是外国人，或者说，只有要外国人重视这本书的价值之后，中国人才恍然大悟过来，觉得自己老祖宗还是留下点宝贝的。现在我们评价古代科技、艺术、文化成就，最喜欢拿外国人说事了，要是有个李约瑟、王约瑟夸过两句，那是一定要写入教科书的，反之则继续轻视。

无独有偶，去年《大宋提刑官》热播之后，中国人好像忽然之间才想起自己祖上还曾产生过世界法医学的鼻祖，很是自豪了一把。可在这之前呢？他的《洗冤集录》出了刑侦、法医学等领域，就知之者寡了，香港倒是曾拍过冠着同样名字的古装剧，可惜年代久远，今人也是罕有闻者。但最终令我感慨的是，去年夏天我到福建建阳一带寻找有关宋慈的资料时，却意外地发现，除了八十年代中期国内轰轰烈烈地搞过一次纪念活动之外（参加的单位有中国法医学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几十年来几乎再没有人过提到过他，而当时之所以会如此重视，是因为突然发现外国人很看重他的《洗冤集录》！

他的坟至今是个空坟，附近的纪念碑也因十几年的风雨而显得有些斑驳，只有左近的荷塘显出一些美丽的生机……

宋慈殁于广州，可惜这一带同样基本上没有关于他的记载。

在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年代，谁会去留意一个官职不显的小吏呢？在连朱熹坟墓也敢挖的年代，又有谁会去重视一位精通法医的古儒呢？

有些人，注定了只能搭外国人和电视剧的顺风车。

（四）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

有人说，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就看它是否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和地理。不管从心态来看，还是从作用来看，这话始终没有过时。可是中国却常闹些连自己都没认识清楚的笑话。记得晚清和日本作战时，便常常出现国内的中国地图竟不如日本人制作得精良的尴尬，有时甚至要通过驻日使节或留日学生带回中国地图以资国内研究使用。这除了日本人一贯的认真精神和对中国史地的重视之外，恐怕还有点别的原因。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徐继畲有部《瀛环志略》，但知道这本书命运的恐怕就不多了。这位山西五台人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因为在神光寺事件中态度不坚决、立场不坚定（“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而得罪了许多思想保守的官员，包括正在福州养病的林则徐，最终被弹劾，丢了福建巡抚一职。这样一来，他的《瀛环志略》就是比魏源的《海国图志》再精确百倍，也没人重视了。这书后来飘洋过海，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了日本发愤学习的对象。几十年之后，日本人便是以徐继畲式的地图了解中国、进攻中国，而此时国内的地图研究已经退到了跟朝鲜差不多的地步。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关于中国的研究水平竟然低到输给外国的尴尬境地，美国加州的“海外中国研究”则成了那时研究中国的必备参考资料，一如民国时期研究中国外交一样要参考英国人编辑的中国外交蓝皮书一般。时至今日，有些人想学好中国历史和文学，甚至要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才行。这到底是别人进步太快，还是我们退步了？

记得李敖发表《从读〈胡适文存〉说起》之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对李敖说道：“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今天似乎也可以这么对那些“中国通”们说：“呵，你们简直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前者固然能成为文坛佳话，可后者怎么听着总有种弱国的悲哀。

丁亥年六月初三凌晨于园东区